在程颢看来，自私而用智之情，实际上是一种蔽，即蔽于一己之私，故不能廓然而大公，即不能普遍化、理性化。

以上引证足以说明，佛教的般若智慧之学，其实就是境界说，它同佛教所追求的最高目的，即涅槃，是联系在一起的。所谓观，即观智、观慧，是在止的基础上所发生的智慧。

但是，按照中国佛教的一般特征，它并不是断灭空，不是顽空，真正的涅槃境界，不必出离世间，只是获得了心灵的彻底解脱，实现了无限与永恒。庄子很重视意志，以此作为实现自由境界的动力，他的主要修养方法之一的心斋，就是以一志为其重要特征的，一志就是专其心志，一其意念，以实现道的境界。又由于仁的境界的实现需要识仁、体仁等直觉认识活动以超越感性自我，所以它又是超越的。因既不是因，果也不是果。无智之境，便不是境，无境之智，便不是智，无二无别，才是境智，才成境界。

应当指出，境界二字，既不出于儒家，也不出于道家，而是出于佛家经典。他们既不承认有不死的灵魂，也不承认任何观念实体或精神实体（唯识宗有些例外），但他们承认，心是存在的，境界就是心的存在方式或存在状态。这中间并没有固定的公式或程式，正如《易传》所说错综其数、唯变所适。

、这种根据同步原理的思维，在《易经》中达到了高峰，是中国人总的思维方式的最纯粹的表现。《易经》中的这类卦、爻辞，实际上是对道德主体性的一个肯定。仁表现了阴柔的一面，义表现了阳刚的一面，从类上说，它们是一致的，从本上说，则不离天地之道。因为只有人才是有意志有目的的，人的目的性活动才能完成天地生生之德。

如果说，《易经》在这方面还保留着天命或神的形式，那么，它在实质上已经不起重要作用了。二者表现了同一个生命过程。

[3]《心理学与文学》，第251页。这说明，天人之间贯穿着一条生命信息和原则，这条信息和原则决定了人类活动的基本性质。这同生物的基因排列组合相暗合，但它是不是基因论，在我们的讨论中并不是主要的。如六三爻说，瞎子能视，跛子能走，这是很特殊的情况，很可能带有很大的盲目性，故有履虎尾，咥人之说。

又如复卦（ ），六五爻之爻辞说：敦复，无悔。在《易经》中，六十四卦作为象征性符号，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这种生命意义，并且构成一个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有机整体。在它看来生命来源于自然界，并且一刻也没有脱离自然界，二者处在相互感应、相互作用的统一过程之中，是一个双向交流的有机整体。这些因素既有客观的，又有主观的，既有外在的，又有内在的，错综复杂，交织在一起。

它是从为何完成生命过程、实现生命价值这个意义上，也就是从主体实践的意义上形成和发展的，因此，它是一种主体实践型的思想。正因为《易经》从自然界本身解释了生命的来源和原则，它并不需要上帝创造人那样的宗教演说，后来也没有发展出那样的学说。

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离、艮、兑八个卦，分别代表自然界的八种事物或现象，这八种现象与人的生命有密切联系，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生命的来源或不可缺少的条件，实际上代表着生命整体。[2]《心理学与文学》，三联书店1987年版，第250、252页。

如果说，儒家的重要人物孟子，是从心灵出发说明人的道德理性之所以可能。它取代了神学目的论，却提出了道德形而上学的问题。任何一个名词卦，作为存在范畴都是具有功能的，而任何一个动词卦，作为功能范畴又都是存在的。在《易传》作者看来，有其德者必有其位，有其位者必有其德，这从它对《易经》各卦的解释中可以看得出来。其基本的演进过程正如《序卦传》所说：有天地然后有万物，有万物然后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后有夫妇，有夫妇然后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，有君臣然后有上下，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。因此，地并不是没有生命的荒漠之原，而是生命得以孕育和生长的源泉。

但是在《易经》的有关卦爻辞中，却没有这样的主宰者，主体就是人自身，人应当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，因此，不能被单纯归结为神报论的宗教思想。各爻辞则说明各种具体的践履方式和条件，如初九爻之素履往、九二爻之履道坦坦、九四爻之履虎尾，塑塑（恐惧意）、上九爻之视履考详，或者无咎，或者为吉。

动词卦指示动，即各种运动或活动现象，可归之于功能范畴（《易传》的解释是以卦为象，象者像也，爻者动也，其实，卦不仅是象，也有动）。事实上，并不是所有的爻都是吉利的，九四爻辞震遂泥（意为坠入泥土），虽未言吉凶，却有凶的可能性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

无论何卦，也无论何爻，都从不同角度、不同方面表现出天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及生命过程，整个《易经》六十四卦及其三百八十四爻，便构成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，成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论的源头。正如九三爻辞所说：不恒其德或承之羞。

[23] 关于鬼神，将在本书第八章《诚的境界说》进行适当讨论。[1] 又如大有卦上九爻辞说：自天佑之，吉，无咎。自然界的变化是没有目的的，但又不是机械论的，而是不断生成的过程，所以它是充满生意的，是有生命意义的。其原因就在于，《易经》中的数，始终没有同象分离，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，而《易经》中的象，不是别的，就是意象，即代表某种物象，并且隐含着某种意义。

特别是在道德修养方面，恒的正面意义是非常明显的。其中，初六爻之谦谦君子，六二爻之鸣谦（以谦而鸣），九三爻之劳谦（以谦而劳作），六四爻之撝谦（撝，施也，为也），以及上六爻之鸣谦，都是吉爻。

在《易传》作者看来，人类文明就是在这种境界中创造出来的。这说明人类文明（人文）的出现，既不是偶然的，也不是机械决定论的，而是生成论的。

为什么筮遇某卦某爻便是吉，便是悔亡，而筮遇另一某卦某爻便是凶，便是悔吝？这里有某种超出理性之外的神秘原因，很难用一般因果律来解释。这是对神秘主义思想的一个突破。

在一个农业社会中，四时的循环变化对于人的生命活动是非常重要的，当人听到雷声的时候，就意识到生长季节的来临，万物将开始复苏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是讲认识和实践的，它强调主体的认识能力和实践效果，对于某类事物或活动具有重要作用。四、《易传》的天人合一说 《易传》是解释《易经》的，但实际上是进行了重要发挥，可以看作是不同时代的作品，前者在孔子之前，后者在孔子之后，而且相距很远。我们不讨论《易经》思维是不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原型，也不讨论二者之间有何关系。

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，都与自然界和人类的生命有关，每一卦中的 、 二爻，便是构成生命的基本要素。这些关系既不是预定的，也不是必然的，倒不如说是随机的，或者是或然的。

后来《系辞》等传又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、生生之谓易以及天、地、人三材之道等哲学命题，这决不是凭空出现的，而是从《易经》所蕴含的意义中引发出来的。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、变动不居的关系网中，主体实践具有极大的能动性和灵活性，并不是由固定不变的时和位来决定的。

当它以经典形式被确定下来之后，理所当然，便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出发点。而六三爻之眇（瞎）能视，跛能履，履虎尾，咥人、九五爻之央（即决，裂也）履，则为凶，为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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